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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怀瑾对当代商业的观察充满了深切的忧虑，他认为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根脉的断裂。他尖锐地指出，现代金融与企业经营的普遍困境，在于将“逐利”奉为唯一准则，而遗忘了商业的本质与金融的初心，最终陷入短视化、功利化的发展泥潭。他坚信，任何行业、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中华传统文化中经过千年实践检验的商业伦理与经营智慧，恰恰是本土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因此，他呼吁商业回归传统，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在现代商业语境下对传统智慧的重新“觉醒”与创新性应用。

　　他通过解读《孟子》，进一步阐释道，孟子对梁惠王所讲的“仁义”，实际上才是人生与国家最大的“利”。这种“大利”观，超越了眼前的、物质的、个人的小利。他的商业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创办的“义利行”，名称便源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并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利润分为三份：一份发展，一份分红，一份“做该做的事”（如支持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当合伙人质疑时，他回答：“生意的尽头是做人”，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正是其义利观的最好注脚。

　　在深入探讨南怀瑾先生的商业思想体系时，我们必须首先澄清一个关键事实：南怀瑾本人在其著作与演讲中，并未直接使用“觉醒商业”（Conscious Business）这一诞生于西方的现代管理术语。然而，通过系统性地梳理其浩如烟海的论述、个人商业实践乃至他对历史商业人物的评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其思想内核与“觉醒商业”所倡导的更高目标、利益相关者导向、觉醒领导力及有意识的文化等核心原则高度契合。他构建了一套以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为根基，强调商业伦理、社会责任与个人修养三位一体的商业哲学，这套体系被后世研究者和实践者提炼、总结为具有“觉醒”特质的商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