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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工会那会儿真能扛事。战后几十年，美国私营部门的工会覆盖率最高的时候超过30%，在汽车、钢铁这些核心产业，工资多少、加班给多少加班费、年假有多少天，都得工会跟老板谈，老板说了不算。底特律的汽车工会更是强势，工人的高工资高福利一度成为“美国汽车业的荣耀”，就算企业想降薪也得掂量掂量罢工的代价。要是谈不拢，工会就组织罢工，一罢工工厂就停摆，老板损失不起，只能乖乖让步。所以那会儿老板想赚钱，只能靠扩大生产、搞新技术，而不是靠压低工人工资。

　　里根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富人大幅减税。以前最高要交90%的边际所得税，他直接砍到28%，企业所得税也一降再降。这政策说起来是“藏富于民”，可实际上受益的只有少数有钱人。以前高税率逼着资本让利给工人、投入生产，现在税率一降，资本家把利润揣自己兜里更划算，谁还愿意给工人涨工资？里根任期内，联邦支出占GDP的比例没降反升，从1981年的23.5%涨到1985年的23.9%，多出来的开支全花在了军费和债务利息上，社会福利却被大幅削减。

　　这事儿成了美国工会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老板想解雇罢工工人几乎是天方夜谭，可里根的铁腕让企业们看到了绿灯，纷纷开始打压工会：工人敢罢工就解雇，敢组织工会就穿小鞋，有的工厂干脆搬到工会力量薄弱的州，甚至国外。此后，美国每年的大罢工数量从300起骤降至16起，工会彻底失去了和资本抗衡的底气。慢慢的，工会就垮了，现在美国私营企业里，加入工会的工人还不到7%。更有意思的是，工会成员占劳动力的比例，和收入前10%人群占总收入的比例，走势几乎是镜像关系——工会比例越降，富人占的收入越多。没了工会撑腰，工人彻底没了议价能力，老板说给多少工资就给多少，想涨工资比登天还难。

　　更要命的是企业行为的异化，股票回购成了资本“收割”利润的主要方式。2023年美国大企业股票回购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到了2024年，科技巨头更是把回购玩到了新高度：苹果单年投入949.49亿美元回购股票，加上152.34亿美元派息，回馈股东的资金高达1101.83亿美元；Meta在9个月内花了301.25亿美元回购，还预留了512.8亿美元的额度，英伟达也拿出258.95亿美元用于回购，只为取悦投资者。这些钱要是用来给工人涨工资，每个普通工人都能多拿好几千美元，可最后全进了老板和股东的腰包。

　　这条“斩杀线”有多狠？体面生活与底层深渊之间，可能只隔着一场疾病、一次失业。西雅图程序员杰克曾年薪45万美元，是旁人眼中的“人生赢家”，但每月要承担1.2万美元房贷、3000美元车贷和1500美元保险费用，工资刚到账就被各类账单瓜分殆尽，毫无积蓄可言。一场突如其来的企业裁员，让他的现金流瞬间断裂，房贷断供后房子被银行拍卖，随后一场急诊又产生6万美元费用，即便有医保也仅报销1.2万美元，剩余债务直接导致其信用破产，从CBD精英到桥洞流浪汉，只用了半年时间。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当前全美流浪汉数量已达77万，其中近七成并非天生的，而是曾经拥有体面生活的中产阶层、程序员、、小企业主等。这些人的遭遇并非个例，而是制度性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美国实行“随意雇佣制”，雇主可无理由裁员且无需支付补偿金，失业救济金每周仅400美元，最长领取期限为26周，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而一旦失业导致债务违约，个人信用分就会暴跌，这张“第二张身份证”直接影响租房、贷款、就业甚至办理手机卡，形成“失业→债务违约→信用破产→更难就业”的死循环。

　　因为“过于左倾”的理念疏远了工人阶级和年轻人，而共和党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承诺振兴工业、提高劳动者地位，可这些都只是口号，没能解决根本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最低工资改革，加州的18美元时薪提案被否决，背后是商界和政界的博弈——共和党人声称“提高最低工资会加剧通货膨胀和失业”，加州商会则直言选民对物价上涨的担忧盖过了对薪资的诉求，而支持提案的工会和进步人士，最终没能抵挡住资本的游说力量。

　　更讽刺的是，政府对跨越“斩杀线”的群体不仅缺乏有效兜底，反而存在“惩罚性治理”。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定，禁止露宿不属于“残忍惩罚”，这一裁定为地方政府清理流浪汉提供了依据。加州州长曾直接下令拆除140多个流浪汉营地，该州四年内投入170亿美元用于应对无家可归问题，但资金大多用于“清理街道”“维护市容”，而非建设保障性住房、提供就业帮扶等根本性解决方案。这种治理模式进一步压缩了流浪汉的生存空间，使其陷入“越治理越困顿”的局面。数据显示，美国流浪汉的平均寿命仅为50岁，比全美人均寿命低26岁，75%的流浪汉会在流落街头后的3年内死亡，暴力、疾病、毒品成为他们生命的最终归宿。

　　这一切的根源，是制度性的失衡。美联储的数据显示，从1989年到2025年，美国财富分布的鸿沟越来越大：1989年，顶层0.1%的家庭拥有1.76万亿美元财富，底层50%仅有0.72万亿美元；而到了2025年，顶层0.1%的财富已经膨胀到数十万亿美元，底层50%的财富占比却几乎没有增长，甚至在部分年份出现下滑。这种系统性的财富转移，不是因为努力程度的差异，而是因为制度被资本和精英把控，变成了“赢家通吃”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