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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存者唐广普描述了他从日军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当时，15岁的唐广普是中央军的一名士兵。日军攻入到南京后，他与两万多被俘士兵和平民被日军赶到上元门大洼子江滩。日本兵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开始绑人，从早上四点钟一直绑到下午四点。然后，日本兵让他们一排排坐下。晚上八九点，日本兵开始屠杀了。他回忆：“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特别重。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最后用稻草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他从死人堆里挣扎着爬出来。而那次大屠杀，他只看到一名幸存者，姓诸。

　　十年之后，记者试图寻找那些曾经参与过调查的老师和学生。金陵中学学生工作处的刘老师在厚厚的学生社会实践报告中为记者翻到了一篇当年高三（二）班学生对一位幸存者的访问记录。记录中老人向学生描述了他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但当记者请刘老师联系这个班的老师和学生时，却异常艰难。校长、政教处老师、班主任全都不记得十年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活动。那些学生更是杳如黄鹤。最后，对这个活动还有些许记忆的刘老师自言自语道：“当年记者采访，媒体报道，多么轰轰烈烈的一件事啊！怎么都不记得了……”

　　缺乏系统的训练和组织，直接影响到调查的结果。对此，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开始进行幸存者调查的张连红深有体会。他说，记录口述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对采访者的要求很高。它要求采访者具备相关的历史知识，需要对被访者有一些了解，要做问题设置。“对提问要进行细化，比如被访者的年龄，职业，家庭情况，战争来了为什么没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情景，心里怎么想的？等等问题。这样，一个丰满、富有个性的人才能勾勒出来。”

　　与被访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对于访谈也非常重要。令张连红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老奶奶，12岁在孝陵卫砍柴时被日本兵了。以后的岁月里，她曾两次嫁人，因为不能生育，婚姻都失败了。她看到张连红经常陪一个邻居老太太聊天，觉得他人不错，才对他开口。而此前，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包括她的两任前夫。张连红记得那个老奶奶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你无法想象一个80岁的老人，家里比年轻人还干净。由于日本兵的，在她心中对脏特别敏感。我采访她的时候，她一个人住，而且一天到晚都不关门。”

　　由于历次做调查的人和方式不同，所以幸存者和遇难者的信息也不全。有的人没有遇难的地点和方式，有的人遇难时间不明确，有的人没有遇难时的年龄，有的人甚至没有正经名字。“什么小六子、小豌豆、王秀娥侄女甚至张铁匠，只要有一个指代，我们都收录了。名字只是个代号，就算有一个外号也能证明这个人曾经存在过。”但幸存者叙述中，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挂在树上的七八个人，被扒去衣服死在街道上的孕妇，被成千上万集体屠杀的缴械士兵，却只能放弃了。“毕竟，我们是名录，必须要有一个起码的称呼。”

　　颜玉凡印象最深的是她遇到的5个“戴呆子”。她感觉这5个戴呆子其实是一个人，但不同的记录里，他们遇害的时间不一样，遇害的地点也不一样，遇害的方式还不一样。“但我发现这些错位的信息，彼此都有联系。有的资料写他遇难时在估衣廊133号，原住址是韩家巷6号。有的资料写他遇难的地点是韩家巷6号。这可能是调查时发生了混淆。有的资料写他在日本兵一个妇女时闯进，被日本兵枪杀，有的资料就直接写枪杀。”种种迹象表明，这5个人名，其实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