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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万隆会议70年后的今天，“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超过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有望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与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力量。在此背景下重新讨论万隆遗产，不是将其浪漫化，而是正视它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抵抗新殖民霸权、持续进行团结合作的可能性。万隆精神所凝聚的历史时刻不应仅停留在怀旧情绪中，而应在海洋视角与跨洋对话的方式中、在民间真实互动和交流中被重新激活，从而将跨国团结的理想转化为推动世界变革的能量。【译者注：本文之所以说的是“亚非”而不是“亚非拉”，是因为万隆会议主要是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的。中国当时也在团结拉美国家，但因为他们很多是美国的傀儡政权，和中国只有文化经济交流，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爆发后跟中国建交才有改观。】

　　参与本次对话的活动者与策展人，同样致力于重塑公众对后殖民时期国家建设的认知3。在他们的实践中，异见以多重形式呈现，如邱依虹和伊塔法提亚娜迪亚通过妇女口述史重建妇女反抗殖民主义、经济压迫与父权结构的声音4。法蒂亚纳德瓦菲克里的研究聚焦在PUTER-AMCJA联盟(马来亚第一个反殖、多民族、以群众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她的研究挑战了马来西亚国家建构中基于种族的叙事框架，体现出在反殖运动中存在分歧，但最终目标是达成共识，以巩固统一战线并推进更广泛的解放斗争5。

　　我们这个研究小组关注的是海洋东南亚[1]与斯里兰卡，这些地区深陷多民族公民身份、威权主义统治及冷战遗留问题的纠葛中，而这些正是全球南方去殖民化运动的核心议题。如法蒂亚在讨论中指出，左翼话语汲取了世界主义的马来思想，认识到东南亚人民的斗争与更广阔的全球斗争紧密相连。事实上，“东南亚”这个概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冷战产物：美国设立东南亚研究系所，以便更好理解这些“易受影响”的社会6。正如策展人卡洛斯指出的，“东南亚作为现代区域建构的概念，对于理解冷战以来全球新殖民权力是如何巩固的至关重要”。

　　地图用橙域表示海洋东南亚所涵盖的区域范围，标注了其中部分的岛屿、市镇、村庄、族群和考古遗址。须注意，虽然右上角的标题强调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但是海洋东南亚还包括新加坡、文莱和东帝汶等国家。该地图为达拉斯艺术博物馆1992 年收入的藏品。本照片为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展览记录系列的一部分，达拉斯艺术博物馆提供给The Portal to Texas History(北德克萨斯大学图书馆托管的数字资源库) 图片来源：The Portal to Texas History

　　万隆会议的开幕式，以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独立”拉开帷幕。作为会议的重要环节，印尼主办方邀请各国与会代表从下榻酒店步行前往主会场。代表们或身着传统服饰，或西装革履，在欢呼的人群中昂首阔步。学童、商界人士和众多记者高呼解放。据当时的目击者描述，现场气氛堪称一场“万国盛会”。这场“独立”是世界去殖民化进程不可逆转的生动体现，体现了这一运动与人民之间的深厚连结与共同愿望。本图片由Ernst Haas拍摄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政治教育局

　　如基托斯旺(Quito Swan)和艾玛克鲁格(Emma Kluge)所揭示的，西巴布亚活动家争取主权的主张，因印度尼西亚在亚非运动中的核心地位而被边缘化和压制，印尼也以此强化自身对西巴布亚的主权诉求[3]。10新加坡曾是亚非工会会议举办地，该会议受到李光耀的支持，旨在争取劳工选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早期支持者。他们分别利用亚非主义的政治正当性对左翼、逮捕和噤声。

　　历史书写作为一种关于异议的实践，意味着厘清亚非主义的复杂性：它既有作为团结力量的潜能，也有作为国家权力工具的可能性，尤其在当下语境中，亚非主义仍是强有力的外交力量。正如邱依虹在此提醒我们的那样，这意味着必须正视亚非团结愿景中的不对称结构：关注在科伦坡第一次会议[4]中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并承认当时认为非洲应以亚洲领导人为榜样的居高临下态度。这也意味着要认识到亚非主义中的阶级政治，察觉其精英主义倾向(如汉迪在斯里兰卡的例子中指出的那样)，同时也要看到其能放大基层声音的潜能(如伊塔在印尼个案中的发现)。

　　近几十年来，面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回潮，尤其在后殖民国家未能实现当初解放愿景的背景下，行动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策展人重新回望“万隆时代”的理想与现实政治，试图从中汲取教训，镜鉴当下。在亚非主义怀旧与左翼历史发掘交汇之际，东南亚的行动者、学者与策展人能如何阐释亚非主义、国际主义、及左翼为反抗殖民主义与威权主义而展开的不懈斗争之间的关联?我们又能如何将当代的学术研究与行动和艺术实践在跨国团结与去殖民的精神中连接起来?跨国运动的集体经验，又能如何启示我们理解当代不同国界和代际所面临的挑战之共性与差异?

　　伊塔研究了参与亚非项目的印尼左翼妇女;邱依虹探索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联结，重点关注妇女、国家间关系、工会运动和国际新闻领域;法蒂亚调研了马来亚下属的马来人第十支队的历史;汉迪在斯里兰卡举办关于亚非作家组织的展览之后，对该组织及其内部张力展开进一步研究;威尔丹从英国布里斯托远程参与，分享关于印尼参与亚非网络中的博士研究;卡洛斯和陈丽莹(Kathleen Ditzig)也远程参与，分享了他们在新加坡、马尼拉和首尔共同策划的“亚非-东南亚联结”的数字与实体结合的多场域展览。

　　伊塔:亚非主义对行动者而言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一开始，它确实是由精英主导的如苏加诺、阿里萨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等人。但也有像弗朗西丝卡范吉达伊(Francisca Fangidaaj11)这样的行动者，把基层的关切带到了国际舞台上。我也想到印尼活动家易卜拉欣伊萨(Ibraham Isa)，他曾在开罗的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常设秘书处任职。

　　苏林:在我们的“亚非网络”项目中，我们试图探寻亚非运动如何在万隆会议之外的非外交层面蓬勃发展。我们追踪了工会成员、妇女、行动者、知识分子，通过数据可视化图谱呈现了他们参加的一些被后人遗忘的会议。但我们也发现，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存在某种交叠我们研究的诸多会议(如亚洲社会主义者会议、亚非人民会议与亚非妇女会议)都由政府资助。通过会议来研究这些运动是有局限的与会者往往是那些能够旅行、已经在国家舞台上拥有发声渠道和平台的人。我更感兴趣的是亚非主义是否曾经在基层生活中被人民所体验和实践?我认为汉迪指出的不同层面之间的落差非常重要。

　　邱依虹:我们不应过度浪漫化这段时期。我曾采访过多位前马共女游击队员，她们大多住在泰国南部。对她们来说，亚非主义是一种理念、一个政治理想她们引以为傲。事实上，这激发我搬去西非的加纳，因为我对亚非团结理念充满好奇。然而，由于这些女性当年一直在泰南与马来西亚北部交界的丛林中打游击战，亚非主义对于她们而言，始终停留在抽象概念的层面。印尼在亚非之间建立的纽带或许更为真实。我父母过去常唱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印尼歌曲，其中一些被译成中文。1998至2004年间，我在马共和平村做田野调查时惊讶地发现，村民们也在传唱那个年代的印尼歌曲，有些被翻译成了中文和马来语。

　　邱依虹:在我看来，左翼向来是一个多元的阵营。我们必须结合具体情境加以批判性审视。例如，社会主义和本身可以多种方式诠释。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曾经也是一位费边社会主义者。左右二分法过于简单左翼在斯里兰卡和新加坡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分裂不仅限于社会主义者与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更复杂的派系斗争。亚非各地左翼政党间的分裂屡见不鲜，再加上殖民势力的蓄意破坏、干预与阻挠，导致原本蓬勃发展的亚非反殖反帝运动难以为继，亚洲与非洲的政党也因内外各种原因分裂瓦解。

　　威尔丹:我同意邱依虹的观点，左翼的光谱很宽泛。在印尼的历史语境中，社会主义和者等标签尤其难以界定，这两种身份具有流动性。参与亚非运动的印尼人虽然所属政党各异，但都支持社会主义。个体的身份标签似乎与其对政党及组织的认同相关。以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为例，他因加入被视为印尼外围组织的“人民文化协会(Lekra)”[5]而被贴上了人的标签，尽管他本质上更接近苏加诺式的革命民族主义者。

　　法蒂亚:左翼内部的情绪是我们必须警惕的，要像对中情局等反革命势力的干预一样高度警惕。例如，在马来亚反殖历史书写中，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公共话语中，关于PUTERA-AMCJA联盟(马来亚首个反殖、跨族群大众联合阵线)的论述常被围绕“操控与渗透”为主导来诠释。该联盟本质上是由马来人与非马来人联合抵抗英国殖民统治、推行马来亚民族主义为团结力量的政治实体。但其历史叙述却陷入种族化的框架即利用种族这一现代殖民概念进行分化与他者化的政治过程。

　　这种主导叙事的广为流传具有多重政治功能。它否定了联盟中包括人在内的多元群体的能动性，在信仰者与其他政治参与者之间人为制造政治分化尽管他们本是为了争取马来亚的完全独立而携手合作的联盟成员。这种政治分裂手段是英国殖民者在高度种族化的马来亚社会中惯用的手段，旨在动摇大众及联盟内部成员对事业的信念，从而削弱激进反殖动的合法性。可悲的是，如今在讨论反殖历史时，仍有某些自诩左翼的人延续这种殖民逻辑。这是福利资本主义的话术，而非社会主义的。

　　邱依虹:在亚洲，左翼遗产被广泛记录于历史文献、官方或民间教育、口述历史、文学、歌曲和电影以及集体记忆中。然而，对这些遗产的解读因人而异，因不同家庭、代际、政府、政治倾向和组织而异。在亚洲和非洲，这些遗产依然是极具争议的话题，常引发人们情感和立场上的巨大撕裂。对左翼历史的记忆、叙述，以及对左翼的想象，都呈现出多层次与微妙复杂的面貌。此外，这些阐释与再现，都随时间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化与重构。

　　威尔丹:我认为那个时期反帝运动的遗产在于确立了去殖民化的议程，通过跨国运动的方式构想并推动了一个自由和平世界的创生。这段历史仍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正面临全球不公、新自由主义、战争、气候危机和流行病等一系列问题。在印尼当下语境中，这份遗产尤为重要，因为如今许多行动者倾向于孤立地进行社会政治行动，这种倾向当然与苏哈托“新秩序”政权遗留的威权体制密不可分。其实，亚非团结运动与二十一世纪的跨国运动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即二者都把跨国网络作为一种对抗全球不公并推动政治变革的政治手段。但二者也存在差异，例如对国家及其领导人的依赖程度不同12。

　　伊塔:我的丈夫赫尔斯里塞提亚万(Hersri Setiawan)是亚非作家协会的永久成员。他提到过在塔什干会议期间，作家们共同发布了一份政治宣言。在亚非妇女会议上，妇女们也宣读了一项政治宣言[6]。印尼的左翼妇女组织“Gerwani”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联系很紧密，许多妇女曾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在参与亚洲妇女运动工作时，我结识了包括库玛丽贾亚瓦德纳(Kumari Jayawardene)在内的女性主义运动人士。

　　威尔丹:全球性的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伴随着冷战的动荡，引发了许多今天已不为人知的倡议和事件。我之前并没意识到亚非拉的反帝运动者曾构建了如此深入广泛的联系网络。就印尼历史而言，这一时期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拓宽了印尼与非洲之间的关系不仅北非，也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亚非团结为这些联结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正如伊塔所说，今天人们难以想象当时印尼和非洲之间的联系如此频繁紧密。这也对印尼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惜随着苏哈托发动“新秩序”政变、苏加诺政府倒台，印尼的发展方向被彻底改变。

　　邱依虹:从非洲视角来看，非洲大陆一直在建立自己的政治话语体系。亚非话语体系在非洲内部持续演化，其重点在于发展有别于亚洲、根植于本土经验的独特视角。今天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尽管受到新G的影响，但是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外国资本在非洲的投资在不断增长(不仅中国，还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印度、土耳其和黎巴嫩等)。非洲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都清楚意识到，非洲统一与泛非主义才是非洲对外关系和团结合作形式的基石。

　　法蒂亚:跨国议题如东南亚地区的强制移民和劳工迁移，在新加坡等国至今仍是充满争议的话题。或许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重新纳入当下语境，以提醒自己，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剥削的斗争中是携手并肩的。这不仅是马来西亚人的斗争，也同样关乎新加坡人、印尼人、菲律宾人，以及所有受过殖民压迫的民族。这一历史经验与马来世界这个文明共同体中根植的统一理念密切相关。这种理念为那些参与解放斗争的人们提供了团结基础，使他们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就已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共同体意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分子，没有人被视为外来者或低人一等。

　　卡洛斯:我们为“非洲东南亚联结(Afro-Southeast Asian Affinities)”项目做的研究，核心在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也探讨其信念怎样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东南亚历史。我们的展览关注东南亚如何成为探讨亚非团结遗产的试金石。例如，从马菲林多(Maphilindo)[7]的历史中可以看出，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曾试图在一个由新独立国家团结塑造的世界秩序中，既要应对抱负与焦虑，又要应对新殖民主义权力带来的负担。随着近年来关于亚非团结的研究和展览重新兴起，也出现了对其的浪漫化，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跨国框架始终嵌套在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体系之中。

　　我还分享了关于马来西亚国家桂冠诗人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的资料，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然而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却被抹去了。他曾积极参与亚非作家运动，创作了多首有关万隆会议和黑人力量的诗歌，如《黑雪》和《蓝调之声》。历史蕴藏的力量往往因被压制和遗忘而被掩埋。我们的使命是努力构建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的“痕迹的清单(inventory of traces)”这正是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所做的。

　　法蒂亚:这个“流动博物馆”启发我做一些与所谓“马来亚紧急状态”相关的活动。这场持续了十二年的暴力战争由英国殖民政府为巩固其在日本投降后对马来半岛的控制而发起，目的是马来亚反殖运动。这些大众教育活动是公众了解反殖历史与跨国团结的重要平台。我也意识到翻译实践的重要性。印尼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翻译了许多重要的反殖著作，如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这些实践在马来西亚等国家亟需推广。

　　邱依虹:谈起历史作品的翻译，我曾将林鸿美(Lim Hong Bee，1917-1995年)的政治回忆录从英文译成中文。他是马来亚民主联盟创始人，也是在伦敦出版的《马来亚观察家(Malayan Monitor)》的编辑。自20世纪50年代起，他一直流亡伦敦，后来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博尔顿去世。他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都很活跃。他也是一位反帝反殖战士，曾因与英国和日本殖民主义者斗争而辗转南非，在那里目睹了种族隔离的残酷现实。这段经历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将非洲和亚洲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联系起来。

　　卡洛斯:参观过我们“非洲东南亚联结”系列展览的观众无论专门人士还是普通参观者，都表示对我们所呈现的历史感到陌生。我们认为这是重新想象全球历史、审视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的历史教育的良好开端。这不仅将东南亚置于全球历史脉络中，更在于思考作为现代区域构造的东南亚历史，理解冷战以来当代全球新殖民势力何以巩固的核心。学者与学生们对这一叙事表现出极大兴趣，也对我们展出的档案和艺术作品充满热忱。我们希望这些展览能激励更多未来的思考者继续追问这些历史。

　　[2]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为亚非作家会议的常设机构。首次亚非作家会议于1958年在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举行，期间决定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科伦坡设立常设事务局(文中简称事务局)。此处原文为Afro-Asian Writers Permanent Bureau，其它处均为Afro-Asian Writers Bureau。中国于1959年4月成立了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中国联络委员会，由茅盾担任主席。事务局旨在促进亚非作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斗争，并推动亚非民族文化的发展，反映了万隆会议后亚非文学运动高潮。